中國禪宗的「一日不(耕)作，一日不食」(註１)是出自唐朝百丈禪師，言出家人的自食其力。
有人問：
「這有違背佛教出家戒吧！不是有『草繫比丘』(註２)的典故嗎？
《佛遺教經》不也云：『不得斬伐草木、墾土掘地』？
《大智度論》卷三講這是四種邪命之一的
『下口食：謂種植田園，調合湯藥，以求衣食。』(註３) 」
我無法否認戒律確有其說。
然而，還要問的是，你對戒律的態度，接受「小小戒可捨」呢？
或像摩訶迦葉尊者說的「若佛所不制，不應妄制；若已制，不得有違」，
必當「輕重等持」呢？
倘若是「輕重等持」，那就不用再說下去了。
倘若是「小小戒可捨」，那下一步得問：為何到中國，非要改變不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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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創立之初，五河流域(包含印度河)，恆河的中上游，普遍是婆羅門教的教區。
莊春江居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》(註４)云：
除了「首陀羅」被稱為「一生族」外，其他三類雅利安人，合稱為「再生族」， 因為他們都具有宗教生活的權力與義務，並且可以因此而得到死後再生的權力。
修行期制度，萌芽於夜柔吠陀時期，而圓熟於奧義書時代。
最初，這個制度只是專門為了婆羅門而制定的。後來遂逐漸擴充，
到了經書時期，已經普遍適用於婆羅門、剎帝利與吠舍等族群，
成為再生族所通用的修行制度。
這個制度，將人生分為四期：
第一「梵行期」：這是所謂的學生時期。
到達一定年齡的再生族，就得離開父母，而入師門為弟子，
跟隨老師學習吠陀文獻、祭祀儀軌與鍛鍊身心。
如果一生都在參訪名師，那麼，就稱為是「終身行者」。
第二「家住期」：
即梵行期終了，踏入社會，成家立業。祭祀祖先與諸神，成為其主要的宗教生活。
第三「林棲期」：
年老後，傳家給長子，將財產分配給孩子們，然後和妻子同到叢林中，過著隱居的生活。
雖然不捨祭祀，但主要的宗教生活，還是在修苦行，以鍛鍊身心，並作人生哲理的思考。
《奧義書》以及其前身《森林書》的哲學思想，大約是這一期的學者所發展出來的。
第四「遁世期」：這是遍遊四方的時期。
在這一期的人，又稱為比丘、行者、遊行者、沙門等。
他們捨棄一切財產，剃髮，穿薄衣，守五戒（不殺、不盜、不妄、忍耐、離欲），乞食；
避肉及美味，住樹下、石上，遇夏季雨期時，才定居於一處。
佛教及耆那教的生活方式，大約與這一期的修行者相類似，
如守五戒、夏雨安居，無欲的生活，遊四方，乞食等，都與這個時期的生活方式相同。
四期，是理想的分法，大部分的人，一生中，大都只選擇其中的一期或二期而已。
不過這四種生活方式，對印度人深具影響力。 （援用如此長篇幅，實則因為有需要如此詳盡說明，才足以幫助理解）
所有的婆羅門教信徒，至少會做到四期當中的一期到兩期。
以「梵行期」而說，我們可以發現教育資源，所謂的印度的宗教哲學，被宗教師掌握在手裡。
不誇張地說，到婆陀門教＂僧團＂，和老師朝暮相處，持梵行做學問，
某個程度來說，不就是全民皆"僧"嗎？曾經歷出家生活。
於是，專職宗教師受人供養，天經地義，他們是大家的老師，世世代代子孫的老師。
而從「遁世期」來看，人們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許出家，供養宗教師的風氣肯定難消。
佛教源於印度，佛教信徒難免不感染這種尊師氛圍。
因此，傳到東南亞，今日所見的南傳佛教，泰國男子一輩子必得出家過一回。
供養出家人，也就理所應當。
反觀中國，春秋時代以降，
貴族沒落，私學興起(孔子辦教育，即是一例)，有當時的百家爭鳴。
教育資源從上層流入民間，讀書人得以上位。
不否認魏晉之後，宋朝期間，資源多數落入郡望門閥之手，布衣卿相機會少了，
但授教這件事不像印度，從來不甘宗教師什麼事。
再者，中國以農立國，除了朝廷權貴、世族大姓，教員等以外，人人得投入生產。
若要問，被廣大群眾所供養的人群是誰？是那些政治人物，由平民百姓繳稅納糧奉養著。
不事生產者，如乞丐，是社會底層，被廣大群眾所鄙視。
佛教僧人稱比丘(bhikkhu，又名苾芻，煏芻)，義譯為「乞食者」。
乞食，前面提過，印度文化，特別是修行者，對此欣然接納；
但中國文化，無論是誰，都無法容忍。
再者，佛教傳進中國，學佛者多為知識份子，社會上流。
這些人也不太願意他們的師父，餐風露宿，沿街乞討食物。
不如給予僧人田地收租，四事供養於郊野寺院之中。
托缽化緣的現象，中國因而比印度少見。
然而，終究過不了世俗眼光的檻，「生產」這件事，中國僧人得自己解決。
他們從法難中學得教訓，為了不拖累國家財政、經濟，為了不被人民所詬病，招來覆滅，
於是，在中華大地，最終發展出這麼一套自力謀生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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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些題外話，中國雖沒有全民皆僧，但有全民皆兵，兵農合一(平時為民，戰時為兵)。
唐朝天寶之前，這是主流軍事制度。此後，中國才真正進入募兵，有職業軍人(註５)。
到了宋朝，還產生「豎起招兵旗，自有吃糧人」的弊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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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是適應中國文化的調整戒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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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１：
住持章第五
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。又八傳而至百丈。唯以道相授受。或岩居穴處。或寄律寺。
未有住持之名。百丈以禪宗寖盛。上而君相王公。下而儒老百氏。皆向風問道。有徒實蕃。
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。始奉其師為住持。
而尊之曰長老。如天竺之稱舍利弗須菩提，以齒德俱尊也。
作廣堂以居其眾。設兩序以分其職。而制度粲然矣。至於作務。猶與眾均其勞。
常曰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。烏有庾廩之富輿仆之安哉。故始由眾所推。
既而命之官。而猶辭聘不赴者。
後則貴鬻豪奪。視若奇貨。然苟非其人。一寺廢盪。又遺黨於後。至數十年蔓不可圖。
而往往傳其冥報之慘。有不忍聞者。可不戒且懼乎。
從這段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，
佛教剛來中國的幾百年中是沒有“住持”的——即本文所謂的“方丈”。
因為環境改變了，害怕師法不嚴出現事故，
才因地制宜地設立了一個“方丈”的位置——奉其師為住持。
最初的“方丈”德高望重，與眾均勞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，
只是借其尊位令僧眾謹從佛陀的教法。
其實，“方丈”產生之後，不是所有寺院都尊推自己的師父做方丈，
大多數叢林采用的是“十方選賢”制。所謂“十方選賢”，
即寺院的方丈不靠政府或僧官任命，而是由常住僧團選舉決定。
就是說，僧團中的人，只要有能力、有德行、有學修、能服眾，就有可能被選為方丈。
但到後來，這種制度逐漸蛻化，“方丈”的位置尊榮無比，
演變為一些人爭相豪奪、視若奇貨的對象。現在大陸寺院的方丈，不是由上級領導內部確定，
即由前任方丈點名任命，基本上沒有幾個寺院的常住大眾能夠參與到方丈遴選的決策中。)
◎不作不食
唐百丈海禪師，住百丈山絕嶺，每日力作，以償其供。或勸止之，則曰：「我無德以勞人。」
眾不忍，藏其作具，因不食。遂有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之語。
○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是百丈懷海禪師的家風。
○在釋迦牟尼佛時代，有一位農夫看到釋迦牟尼佛托鉢乞食，
農夫就問：「喬答摩，我們工作種田，所以有飯吃；你不工作種田，怎麼也要吃？」
佛陀回答：
「對！你是在耕田，我也在耕田。你耕的是土地，
我耕的是心田，我在眾生的心田播撒善根的種子，
讓它長出豐富的善根福德來，所以我也在耕作。」
農夫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也該有得吃。」
○中國社會沒有乞食的風俗，出家人在山中自耕自食，
所以百丈清規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大家一律要到山坡上耕作，稱為「普請」，
上自大和尚下至小沙彌，無一可免。
百丈年紀很老了，弟子體恤他，把百丈平日用的農具藏起來，使百丈無法下田工作。
當天中午大家都在用餐，百丈卻不肯吃，弟子問他為什麼，他說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」
一直到現在，出家人仍然非常重視集體的勞動，工作的時間甚至不比在家人少。
[佛光大辭典] 喻指嚴守禁戒之比丘。草繫，梵語 kuśa-vandhana。
大莊嚴經論卷三載，有眾多比丘途遇盜賊，盜賊即用草繫縛其身；
眾比丘唯恐斷殺草之生命，故不敢解縛。以此為例，比喻其守禁戒之嚴正。
梵網經卷下（大二四‧一○○七中）：
「若佛子護持禁戒，行住坐臥日夜六時讀誦是戒，猶如金剛，
如帶持浮囊欲度大海，如草繫比丘。」
〔賢愚經卷五沙彌守戒自殺品、法苑珠林卷九〕 p4316
註３：
《大智度論》卷三載有四種 邪命食，即：
(一)下口食，謂種植田園，調合湯藥，以求衣食。
(二)仰口食，謂仰觀星宿、風雨，以術數之學求衣食。
(三)方口食，謂曲媚權門，阿諛富豪，巧言而求食。
(四)維口食，謂研習咒術、卜算吉凶以求衣食。
又同書卷十九則說邪命有五種，而稱五種邪命（又稱五邪），即為得財物而行如下五 事：
(一)以詐欺表現奇特之異相， (二)誇耀自己之功德，
(三)占吉凶， (四)高聲威嚇， (五)稱讚供養者。
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七亦列舉身邪命、口邪命、身口邪命等三種邪命。
印度外道中有稱邪命外道者，即指佛世之尼乾子外道。
「尼乾子」舊譯「邪命」，實 應翻作「離繫」，佛教貶稱之為邪命、無慚。
此外，邪命外道又可作為當時外道修行者之 總稱。
○募兵制是唐朝創建的一種募兵制度，募兵制起源於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壞，
是一種職業兵制度，同時也是導致唐朝中後期藩鎮割據和安史之亂的原因。
唐代中期，府兵因負擔過重而大量逃亡，折衝府名存實亡，府兵制受到嚴重破壞。
為了補充兵員，就採取了招募的辦法。
唐玄宗開元十一年（公元723年）招募蒲、同、歧、華、京兆等州逃亡的府兵
和白丁充當宿衞，稱“長從宿衞”，以代替府兵定期輪流宿衞的舊制度。
開元二十五年（公元727年）下令各軍鎮招募長駐邊疆的軍防健兒，
其家口願同去的，各給田地屋宅。後來組成邊兵，由方鎮操縱。
這樣經歷了二百多年的府兵制度基本結束。募兵制是宋朝的主要兵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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