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言：「解脫戒經，是汝大師」，「供養僧已，則供養我」；這是佛陀的慧命。
釋尊是創覺者，弟子是後覺，先覺覺後覺，覺覺不已的住持這覺世的大法，要如何才有可能？
這唯有組織覺者集團的僧伽。
毘奈耶中說：釋尊的所以依法攝僧，使佛弟子有如法的集團，是為了佛法久住，
不致於如古聖那樣的---人去，法滅。
事實上，住持佛法，普及佛法，也確乎要和樂清淨大眾的負起責任來。
這和樂僧團的創立，是佛陀慧命所寄。
佛陀在自覺正法上，存在於法的體現中；在覺他世間上，存在於覺者的群眾中。
釋尊說：「施比丘眾已，便供養我，亦供養眾」（中含‧瞿曇彌經）。
這「佛在僧數」的論題，表示僧團是佛陀慧命的擴展與延續。
毘奈耶中說：有如法的和合僧，這世間就有佛法。
這可見，不但「僧在即佛在」，而且是「僧在即法在」。
這一點，不但證實釋尊的重視大眾，更瞭解佛法的解脫，不是個人的隱遁，反而在集團中。
連自稱「辟支佛」式的頭陀行者──隱遁而苦行的，也不許他獨住，非半月集合一次不可。
人間佛陀的真精神，那裡是厭世者所見的樣子！(《佛法概論》p.16 ~ p.17)
僧團有住持佛法的責任！
僧團的修行更是，不遠離人群（佛法的緣起破獨立性），全體的向上。
相對的，古語有云：「叢林之中無曲木。」
正因為有僧團共修制度，我們（指出家人）也能假借大眾的約束力，淬勵自我。
另外，在西元前六世紀，種姓制度盛行的印度，
佛陀僧團，是徹底倡導，人人平等的言教、身教之善處。
乃至，佛典中佛言：「他不是僧團領袖，而是僧團的一部份。」
「四姓平等」難被當時社會所見容，
我猜這有可能是那時代白衣不能讀出家戒律的最大主因(註１)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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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同樣的，針對「白衣（或沙彌、沙彌尼）不得研律」之說，
筆者亦曾撰為〈沙彌尼學戒不構成「戒障」辨〉一文，認為這種說法找不到律典上的證據。
○回顧兩千六百年前，佛陀在婆羅門教已為「顯學」，
而且等同於「國教」的氛圍之中，毅然提出「四姓平等」的革命性言論，
拒絕接受諸如「婆羅門至上」之類的《梵書》成說，
並以身作則地創立了「四姓平等」而依入僧受戒先後序次的教團，
這原是一項宗教史上的大突破。
在自然情況之下，信眾源於對佛法與修道人的敬信之心，難免是會尊崇比丘（尼）的。
詎料自發性的禮儀，久而久之形成慣例，
繼而被比丘們定格而為制度，並予以擴大解釋，
於是以「僧事僧決」或「白衣不得研律」之類說詞，極盡所能地高抬僧人的地位。
又復動輒將居士弘法，鄙為「白衣上座」，
儼然將承挑如來家業，視同僧人獨擁的禁臠或特權（而非報答三寶、護念眾生的義務）。
筆者以此不免浩歎：這些倡言「僧尊俗卑」（或「男尊女卑」）論的比丘，
實無異是借屍還魂的「新婆羅門族」。
[我對這一段話的有感而發]
